对遵义会议，我们早已非常熟悉。党的《历史决议》称：“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但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这次转折为什么能够实现？

针对这个问题，近日，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中国纪检监察报》撰文指出，归结起来，从实事求是而来，从独立自主而来，从党内民主而来。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遵义转折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也是党的智慧的集中表现。

第二，独立自主。这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特殊条件，也是党的智慧得以迸发的重要原因。

第三，党内民主。这是遵义转折得以实现的机制条件和重要原因，也是党的大智慧不断涌流的关键所在。

文章还指出，近年，党史部门经过研究，充分肯定了鸡鸣三省和扎西等会议的重要作用，确认遵义会议不是一次孤立的会议，而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遵义会议的一些重大决策，如中央主要领导的交替、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和通过等，是在其他会议上完成的。遵义会议发挥了主要作用，鸡鸣三省和扎西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研究遵义会议，必须与此前此后的多次会议衔接起来。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历史转折，是通过党中央系列会议的形式和机制实现的。

以下为全文：

从遵义转折看百年征程，我们党的大智慧从何而来？归结起来，从实事求是而来，从独立自主而来，从党内民主而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上，发生过多次重大转折，其中一次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的《历史决议》称：“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对遵义会议，我们早已非常熟悉。但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这次转折为什么能够实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我们就能挖掘到更多的智慧，感悟到更深的启迪。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遵义转折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也是党的智慧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要开遵义会议？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解决红军的进军方向和由此引出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指挥问题。中央红军出发时的方向，是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目的是不仅突出重围，而且通过会合进一步壮大红军力量，开辟新的根据地，再次推动革命斗争的高涨。这种出发点和目的都不算错。但问题是，湘江血战后，国民党已经明白了红军的意图是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迅速布下重兵，设置口袋，等着围歼红军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沿既定方向往前走，还是及时调整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但当时的“左”倾领导人认为这是右倾、逃跑，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去湘西。

经过多次争论，党中央终于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灵活变换作战方式和进军方向，或东或西，迂回穿插，并且借助情报工作的特殊帮助，巧妙地调动敌军，从而顺利地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

无论是五次反“围剿”，还是红军长征，党内斗争的焦点，从思想路线来说，根本上在于是不是坚持实事求是。危急关头，孰是孰非，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遵义会议的成功，首先是实事求是的成功。遵义转折为什么能够实现？首先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二，独立自主。这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特殊条件，也是党的智慧得以迸发的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一个特殊的原因，是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了，因而从长征一开始，我们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对此很多人不解其意，但它至关紧要。因为我们党从二大开始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像召开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作出事关党的路线的重大决策，特别是中央领导的调整和变动，按照组织原则，都必须先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其批准。

但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红军部队正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命运攸关，况且无法请示，那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我们党自己开会，作出关系自己命运的正确决策，理所当然，无可指责。当然，会后，党中央还是立即派出陈云和潘汉年，辗转前往上海和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并未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于不顾。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怎么处理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苏联党的关系、与国际环境的关系，曾经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纠结的问题。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就党自己的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作出决策，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因此，遵义会议是我们党走向独立自主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遵义转折给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启迪。

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此后，直到1943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我们党走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实了。

第三，党内民主。这是遵义转折得以实现的机制条件和重要原因，也是党的大智慧不断涌流的关键所在。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得以实现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是通过党中央先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而得以实现的。

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很多重大问题，基本上都不是由某个人决定，而是通过开会来决定的。在一个个会议上，政治局成员以及其他有关领导人通过讨论研究，取得一致，作出决定。如果一次会议解决不了，就继续开会。通过一次一次会议研究，终于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遵义会议是当时最重要的会议，但并不是一次孤立的会议。遵义转折也不是仅仅通过遵义会议一次实现的。在此之前的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举行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转战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随后，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重要问题。3月11日，又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军事行动。

近年，党史部门经过研究，充分肯定了鸡鸣三省和扎西等会议的重要作用，确认遵义会议不是一次孤立的会议，而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遵义会议的一些重大决策，如中央主要领导的交替、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和通过等，是在其他会议上完成的。遵义会议发挥了主要作用，鸡鸣三省和扎西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研究遵义会议，必须与此前此后的多次会议衔接起来。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历史转折，是通过党中央系列会议的形式和机制实现的。

通过召开会议作出科学决策，这是党内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何谓民主，就其最基本的含义来说，是指一种按照预定的程序和规则，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决定的机制。长征途中，党中央通过开会作出决策，在会议中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大家讨论，民主协商，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定，大家遵从会议的决定，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也能够接受会议的决定，这就是党内民主的集中体现。

（李忠杰：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